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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福州也曾是首都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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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蒋介石把坚持抗日的十九路军调到福建,逼其“剿共”。十九路军的将领不愿意放弃抗日,参加内战,于年成立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定都福州,史称“福建事变”或“闽变”,让福州做了五十天的“都城”。

一、十九路军的历史

十九路军的前身是孙中山旗下的粤军第一师第四团,后该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这是北伐中的“铁军”,第四团则变为第十师,是铁军中的模范师,有“铁脚夜眼神仙肚”的美誉。在中原大战中,帮助蒋介石打败冯玉祥与阎锡山的部队,后被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陈铭枢是该部队的创始人,蒋光鼐与蔡廷锴是其主要将领。

二、蔡廷锴想把福建变为十九路军的根据地

当年,每支部队一般都有自己的老地盘,有自己的后方供应,十九路军的官兵虽然都是广东人,但由于陈济棠驻守广东,十九路军不能在广东立足,所以他们一直没有自己的基地。在中原大战中,十九路军以为蒋介石会把攻下的济南作为他们的基地,但蒋介石却把这块“到手的肥肉”给了刚投靠过来的韩复渠,十九路军只能继续“漂泊”。后来,蒋介石扣押广东籍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发生宁粤争端,陈铭枢作为广东人与拥蒋部队的领导人从中协调,十九路军因此被调戍京沪,陈铭枢任京沪卫戍总司令,以保证广东籍国民党人的安全。同时,陈铭枢还兼任交通部长、行政院副院长、院长,十分有影响力,可能在这个时候,他也把上海看成是十九路军的新地盘。但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十九路军被调往福建“剿共”,陈铭枢只好到欧洲游历,蒋光鼐也回家乡东莞疗养,只有蔡廷锴继续留了下来。

蔡廷锴希望把福建变成十九路军的新地盘根据地,把福建建设成为一个“模范省”,让十九路军有一个后方保障基地。

三、十九路军整肃福建军政

蔡廷锴性格坚定强悍,他面对福建大量的政务与军务,觉得难以招架,就说服了他的坚韧内敛的老搭档蒋光鼐到福建任职。他们两个的想法都是掌控福建军政局面,并将之建设为一个政治、经济在全国领先的省份。

在军队方面,福建没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只有一个正规军张贞部,其它的都是杂牌武装。十九路军先以军纪不佳、作战失败为由将张贞部缩编;在地方武装中,陈国辉的匪军最为嚣张跋扈,民愤极大,十九路军用计活捉了陈国辉并将其枪毙,此后,他们马上武力解散了陈的部队。此外,他们还整顿了一些土著部队。同时,为提高军官素质,他们设立十九路军军官补习所,对军官进行军事与政治训练。此外,十九路军还在军队中建立改造社,防止共产党及蒋介石的策反。经过上述一系列行动,除少数根深蒂固的本地武装力量外,十九路军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福建的军事力量。

在行政上,十九路军赶走了福建本地原领导人杨树庄与方声涛,大量的官职改由广东籍人员担任,牢牢控制了行政权。

为阻止军队在驻地控制行政权与财政权,规定军饷由绥靖公署统一拨发,并承诺绝不拖欠军饷,严禁军队在驻地截留税收;地方官吏由省政府委派,绝不允许军队干预。

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十九路军真正获得了对福建省的统治权,这为十九路军后来的福建事变打下了良好的军事、政治与经济基础。

四、通过“计口授田”制度推行土改

在红军主动退出龙岩、永定以东地区后,十九路军顺势占领了这些原苏区的地域。为了巩固这些新占领的地盘,蔡廷锴看到共产党已经在这里进行过土改,他认定自己可以组织更高明的土改,他觉得共产党搞的土改是斗争式的土地革命,应该采取温和的方式分配土地,让农民满意,又让地主不觉得吃亏。为此,他们废除原来的县政府建制,成立了“闽西善后委员会”,“实行三民主义,实行耕者有其田,计口授田,将共产党所分土地,重新分配”。这样做的目的有三,一是对抗共产党在当地的影响,二是在他们手里把福建建设成为其它省市的模范,三是让农民在得利之后积极参加抗日义勇军,成为他们的兵源。

闽西善后委员会先后颁布了《“计口授田”宣传纲要》、《计口授田暂行法》、《授田细则》等文件,规定土地归国家所有,政府根据人口情况把土地恩赐给所有人口,农田分配由农人自己决定,政府从中指导。

计口授田工作在龙岩等前苏区的开展还是比较顺利的,因为在经过共产党的土改之后,地主阶级的力量在本地已经被消灭,土地已经被分配到了农民手中,不然,如果原来属于自己的土地被分配给别人,地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像蔡廷锴幻想的那样会觉得满意的。因为共产党在这里组织过土改,本地早就有比较丰富的分地经验,让农民根据具体情况对土地分配做具体的微调相对比较容易。如果研究一下闽西善后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的背景,则更可以看出共产党土改经验对十九路军“计口授田”的直接影响。闽西善后委员会三个主要领导人都有共产党与土改的背景,徐铭鸿是前中共党员,周力行就是个地下党,傅柏翠原来是红军高级指挥员,有土改经验,后被错误处理,开除出党。总之,主持十九路军土改工作的都是共产党培养的人员。

计口授田工作在龙岩等地区进行得还是比较顺利的,也得到了当地农民的拥护。这里面除了我党前期打下的良好基础外,十九路军也有一定有益的贡献。比如,《授田细则》使授田工作标准化、程序化,大大提高了授田工作的可操作性。除此之外,闽西善后委员会还做了一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公益发展的工作,比如组织消费合作社、创办农业银行、粮食调剂与困难救济、移民垦荒、清洁卫生等等,合作社的暂行组织条例,甚至提到建立监事会、理事会、股份制等设想与做法,颇有创新与实用精神,即使在今天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十九路军对自己的计口授田工作非常自得,这在国统区是一件新鲜事。年双十节,由十九路军49师长张炎主持,他们组织了2万人的庆祝大会,邀请各界人士及名流参加,谢冰莹、宋庆龄秘书柳无垢、作家冰心等人也来参会,并进行了拍摄及创作。

实际上,所有制的变革根本没有可能通过温和的方式实现,十九路军在龙岩等地的计口授田之所以能够顺利将进行,那是因为前期共产党已经通过武装力量将地主阶级打倒了,而十九路军队伍本身的力量也是土改工作的一种武力后盾。而在地主有势力的地方,温和的土改根本没有可能实施,比如,在连江等地,十九路军的计口授田工作就无法展开,只要十九路军一离开,地主的武装力量马上反扑,计口授田工作根本无法落实下去。

五、进攻红军失败,决定反蒋抗日

从反对内战,保护自己实力的角度,十九路军来福建后都尽量避免与红军战斗。但在蒋介石的威逼下,十九路军不得不安排与红军交火。但他们在与红军的交战中损失惨重,33年5月,十九路军区寿年七十八师在连城被彭德怀的部队击溃,被歼灭了两个团;年8月中旬,谭启秀补充师先头团大部被歼灭;同年9月,十九路军六十一师在沙县、延平一带被痛击,郑为辑的“铁军”团被全歼。这就促使十九路军产生了联共抗日的想法,陈铭枢派他的老友前共产党员陈公培与共产党红军接触,在南平王台与红军达成初步停战协议。10月份,陈公培陪同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铭鸿到中央苏区瑞金,与中华苏维埃草签了《反蒋抗日的初步协定》,内容包括∶一是双方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二是双方恢复输出贸易,三是十九路军及福建政府释放所有政治犯,四是赞同福建境内的革命活动,五是十九路军及福建政府发表反蒋宣言,并做好反蒋反日军事准备,六是双方互派代表常驻等条款,达成了反蒋抗日的初步草案。这个草案虽然原则性条款较多,未涉及到具体的合作细则,但最起码确定了不交战的和平原则。

此外,以抗日为重要目的之一,十九路军还和广东、广西方面建立了西南国防委员会,三方还签订了《粤桂闽三省联防约章草案》,承诺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实行互助、互救。

六、建立中华共和国

年11月17日,李济深、陈友仁、徐谦、余心情、陈铭枢等名各党派人士云集福州,召开各党派联席会议。作为十九路军队伍的创始人,陈铭枢是十九路军这支部队公认的领袖,他不顾不同意见,执意立即建立新的国家,决定于20日召开“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举事反蒋。他还让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筹备处于18日发出在城南公共体育场(今五一广场),召开“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的通知公函。19日,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筹备处发表讨蒋宣言——《告公众书》,揭开闽变序幕。

20日,成千上万的工农商学兵各界人士涌向城南公共体育场,临时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余人,来自全国25个省市及海外。主席团成员为黄琪翔、徐铭鸿、戴戟、方振武、陈耀焜、何公敢、刘伯垂、章伯钧、彭泽湘、梅龚彬、李章达、钟喜焯、翁照垣、林植夫、程希孟、关楚璞、余新清等十七人,黄琪翔被推举为总主席。

黄琪翔宣读《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权利宣言》,提出求中国之独立、实现工农生产人民只彻底解放、否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实现关税自主、计口授田、奖励工业建设、人民武装保卫国家的权利义务等13项纲领。大会还通过了《制定新国旗案》,并举行了升旗仪式。在升起的乐声中,十九路军的官兵把帽徽上的青天白日帽徽摘下来,扔在地上,用脚践踏。当日晚上,临时代表大会主席团还决议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推定李济深为主席,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11人为政府委员。

11月22日,中华共和国成立,发表对内宣言、对外宣言和人民纲领,规定了人民政府中央政府的组织结构,并任命了相应的人选。规定年为中华共和国元年,废除中华民国年号,首都福州,并摘下了孙中山遗像,取消总理遗嘱与总理纪念周。设置四省(闽海省、延建省、兴泉省、龙汀省)二市(厦门、福州)管辖区域,并任命了相应领导人。

为了与国民党决裂,同时,防止第三党(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黄琪翔是其领导)在军队中的巨大影响,建立统一的政治核心领导联盟,11月24日,陈铭枢等27人成立了生产人民党,后来福建政府及军队中的原国民党人员均退出国民党加入生产人民党,黄琪翔领导的第三党成员亦放弃第三党党籍加入生产人民党。

七、蒋介石的严酷镇压

闽变后第三天,蒋介石马上向军队正式下达了“讨逆”指令,并暂缓对江西苏区的围剿,抽调精锐部队15万人的优势兵力,分五路围剿十九路军,另外,还动用了空军与海军的力量配合进攻。同时,蒋介石自己也亲自到福建坐镇指挥。除了军事镇压外,他还采取了许多政治攻势,他污蔑十九路军“叛党、卖国、降日”,并派人在十九路军中进行收买利诱,并拉拢地方军阀协助“讨逆”。因各种原因,十九路军也没有得到红军与粤桂军阀的配合支持,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队伍战斗意志不强,轻易就被蒋介石军队击垮了,司徒非、李海寰、赵一肩、黄强、毛维寿等各级十九路军将领纷纷纷纷不战而降或一战即降,闽变只持续了50多天即告失败。

八、清代海军司令萨镇冰值得一提的善举

在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上,萨镇冰作为社会贤达特邀代表出席了会议,他在发言中指出侵略者贪得无厌,如果不是清政府一味求和退让,福建水师与北方水师绝不可能全军覆没。他高呼∶“抗战者终必胜,投降者势必亡!”,把代表大会的革命热情推到了高潮,有力地鼓舞了在场群众的抗日斗志。

在十九路军败退时,为防止福州出现治安动乱,特别邀请陈绍宽带海军上岸进城维护治安。陈绍宽的海军属于国民党部队,虽然敬重十九路军,但真的遇到“反叛”的十九路军不可能不开枪。为了防止双方发生战斗造成伤亡,并殃及百姓,萨镇冰让两支队伍在行进时间上刚好错开,他让陈绍宽在进城时把用来登陆的船留在岸边,这样,蔡廷锴他们就可以利用陈绍宽留下的船横渡乌龙江了。用这样的办法,海军就不留痕迹地帮了十九路军,既保护了自己,也防止了战火给福州百姓带来的灾难。

萨镇冰虽然曾经是海军司令,是个武将,其实,他的骨子里是一个读书人,生性淡泊,一身的慈爱与善念,在福州城做过许多好事,人称“萨菩萨”。他是福州人的骄傲,值得大家记住。

九、中华共和国失败原因分析

首先,在十九路军内部,大多数军官不愿意建立福建共和国,他们最多只是作为军官服从命令而已,在这个问题上,除了陈铭枢决心最坚定以外,大多数人包括蒋光鼐与蔡廷锴都不是很坚决的。连主将都有不同看法,下层官兵不支持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更重要的是,十九路军说反对内战,但是另立中央这种行为绝对会引起内战,这是与他们反对内战的说法相矛盾的,引起老百姓的反感。在那个时候,反蒋抗日的口号大家还能接受,但十九路军不仅反蒋,还反对各派公认的领袖孙中山,自然引起时人的不满。陈铭枢想当然地以为只要他们建立起新的共和国,全国各地反蒋势力立即会一呼百应,但实际上连共产党、桂粤方面都没有支持他,仔细分析一下原因,可以发现这是很正常的。共产国际当年积极支持国民党,结果27年国民党采取了反共屠杀,让共产国际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十九路军是国民党的军队,共产国际自然会对它不是很放心。当年十九路军也参加了叶挺领导的南昌起义,但后来蔡廷锴却用计策把军队拉走了,带来一个很坏的头,引起其他很多起义参加者的逃跑。因此,中国共产党对十九路军保持一定的警惕也是很正常的。桂粤都是国民党的军队,他们虽然反对蒋介石,但却忠于国民党,福建方面建立新党,反对国民党,这是他们不会接受的,再加上蒋介石当时的金钱贿赂,他们自然站到了十九路军的对立面。十九路军准备闽变的时间过分短暂,根本无法充分准备。在忙着“建国”的时候,福建方面大量时间都用于撰写文章,军务完全被忽略了,连蒋介石调兵遣将都没有察觉,兵败是迟早的事情。综上所述,由于十九路军在实力及人心缺乏准备,在短时间内败退是必然的。

十、我党获得的经验教训有助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未有效利用福建事变这样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克敌制胜,导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失败,付出了惨痛了代价,被迫踏上了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我党从中汲取了血的经验教训,连王明、博古也用不同方式做了公开的检讨。因此,在发生西安事变时,我党接受了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同志不与南京政府对立的初步意见,进行了快速的反应,并把以往的“反蒋抗日”变为“逼蒋抗日”,迫使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可以说是福建事变带给我党的最宝贵的经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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