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艺传承视角下的传统手工艺世袭代际的天然性与必然性；“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即为枳”。此典故阐述的是环境之于"物”的重要性，若于人谓之更甚。其一，古时，幼孩成长和玩耍的场所长时间处于父辈祖屋之内，父辈匠作的过程使其子出生便处于一种"被接受”和被感受”的状态，这种人类初始的教育方式到一定年纪便演变成为一种主动观摩和学习的状态，不仅是对家族手工艺技艺的被动接受，而是从传承态度上从被动到主动的思维方式的过渡，这种转变是自发性的。
其二，就福州脱胎漆器而言，从制胎到抛光总计需要八个阶段，七十二道工序；耗时长则半年，短则数月，还需合适的天气、温度、湿度等自然因素相适。漆工艺，作为术科，专业性极强，若要完整系统的完成经验的积累与技艺传承与转移，在斗载之内绝无可能。古代，既无足够、合适的相关论著，手工艺人又大多文化水平有限。
故“言传身教”成为手工艺技艺传承的最主要方式，模仿和重复成为工艺授受的主要手段，“父子相授”的教育模式必然因血缘关系和长年累月的相处得以升华。其三，中国传统手工艺大部分地域资源的开花结果，漆器制作亦需要考虑四季时令的更替与匠人生活起居相结合，需要完整的学习手工技艺常需调整与师傅作息时间一致，促使古代师徒情如父子的伦理关系。
若二者为亲子关系，这种磨合和调整已经自小趋于一致；另一方面手工艺家族维持生活则必然需要进货和销售，与人相处的处事之道和家族私密性信息自然不能轻易与外人相授，在此其中有常常蕴含家族技艺奥秘的显性特征。是以，父子之间的代际关系成为了中国古代传统手工艺家族传承的合乎情理、符合自然规律的历史选择。
综上所述,清末沈绍安家族代际关系和技艺传承的模式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关系建构中的必然选择。一方面，“世袭制”的家族产业代际模式可以维持和保护沈氏家族处在依然行驶于传统封建社会进程末端的生活保障和经济利益；乾隆至光绪年间，反清起义斗争渐入低潮,封建经济和文化出现了短暂的繁荣与复苏，粉饰着清中晚期太平安靖的社会图景,宫廷、贵族峨官博带，文图俱在，罗置坊间，艺人匠作奉于堂前，为身怀绝技的匠人的“出仕”指引方向。
彼时，正处于上升期的沈氏家族的产业利益和家族利益齐头并进时，产业兴盛给家庭成员带来富裕的生活，继而直系血缘的代际关系是平衡家庭成员利益的有效机制，也是封建社会经济形式与农业相结合的重要内容，是自然经济发展的典型形式。
另一方面，“世袭制”是中国古代传统思想观念与封建社会现实发展共育后的产物。福州，作为东南沿海城市，较早受全球化制度、文化、生产力和经济方式的波及与影响，社会场域内部结构的耗散和重构逐渐渗透，社会转型以一种不经察觉的方式，在细微之处悄然发生。以血缘关系和嫡庶长幼，作为依据的产业代际方式和技艺传承方法的沈绍安家族漆器产。
“差序格局”气一词是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所提及的社会学观点。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己”为中心，形成或大或小的人际圈子，圈子的大小由血缘、地缘、经济水平、水平及知识文化水平所综合决定。福州开阜二十余年，以沈氏家族为中心的福州漆艺行业迅速壮大，亦流露出中国传统社会特征：第一，“自我主义”：在社会地位上，随着沈绍安和沈初朱两代人完成的家族资本积累，行至沈作霖主持家业时，人丁兴旺，细化分工，各展所长，家族产业稳步扩大。
在当时，沈氏家族已经初步形成了从“平民阶层”一跃进入近代福州社会场域中"世族阶层”的经济基础，亟待合适的时机。第二，“公私群己的相对性"：在家族伦理秩序上，沈作霖与妻妾共育有六子，十五孙，后续从事漆器行业的子辈和孙辈多达十一人；庞大和复杂的家庭结构和更加多元化社会形式同时冲击沈氏家族所既定的“四传四不传”产业代际秩序，导致制度的瓦解。
第三，“特殊主义伦理”：发展到民国时期，沈氏家族店号多达七家，兄弟妫姓之间的竞争和市场中的博弈浓缩着中国近代绅商家族伦理叙事的剪影，如沈允中四子沈正恂自恃技艺绝伦，而自理门户。
第四，"人治社会”；后遂至，国内局势急转直下，伴随着漆器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化，沈氏子嗣转而又呈现出团结一致、“和而共治"的家族利益互构，外御其侮的状态。第五，“长老统治”;它长存于中国传统社会之中，场域内部约定俗称的调节器与话事人，沈氏第五世数子分号与后期合作，此中亲伦与利益错综纠葛，皆有赖宗族长老润滑于此。
鸦片战争前夕，虽洋人还未明目张胆进入中国，晚清政府仍受困于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中央无暇对沿海地区进行有效管控。在这样的语境下，派驻任地方行政军事长官在辖区内的话语权愈加显得举足轻重。
沈氏家族的脱胎漆器在外销市场并未被完全打开之前，主要面向的还是内销市场。彼时，福州漆器产业的主要供销对象有两类，即豪绅地主阶级富贵人家日用器物和适应晚清官场应酬互赠的礼物，并未实质进入封建地方社会上层之流。清光绪十三年，慈禧重掌
朝政，重用隶属“后党”的许应骐,派其往福州，任闽浙总督。许母随迁，同住官署，老妇好赏古琴弦韵。晚年的沈作霖在课子课孙授艺闲暇，通晓音律常挥琴自娱自赏。遂被许应骐身边帮工所悉，应骐便邀沈作霖至后衙，以抚琴娱母。来而往之，颇受许氏青睐与赏识。清末，国库空虚，政府无余力顾及海关税收，清廷实行“承包商”制度，即政府拿走固定数额后，余下皆归承包商所有，是十足的美差和肥缺。
许应骏有意将此位受让于沈作霖，沈有所顾忌，推诿婉拒。此后，许应骐为感沈作霖为母抚琴之酬，在沈作霖身故后，仍然用政府几百两银子的资金购买沈作霖嫡孙沈正镐“正记”和沈正恂“恂记”的漆器进贡朝廷；年曾代表福建送往日本参加世博会。慈禧颇为喜爱，故让沈氏兄弟进京封授“四品尚勋，五品顶戴"。归闽后，兄弟二人便开樽迎客，沈氏家族在福州的社会地位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从传统手工艺家族转向了朝廷封赐的商勋,在社会场域中极具话语权。
此后，沈氏家族漆器售价偏高，吸引海内外客商、古董商、买办阶层翩联尾随，更甚有海外茶商偏爱沈氏所造漆茶箱，却止步于昂贵价格，左右徘徊，后遂另寻他匠跟随暗自仿制沈氏漆箱；该匠成功赚取“第一桶金”后远赴京师一代发展。虽此为个案，但不难管测沈氏家族于当时福州社会地位与前代的迥异。不宁唯是，沈氏家族在场域中所扮演的参与角色发生变迁，其功能和职责亦与此前有所不同。
家业，而此时的沈氏家族家庭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允”字辈六子各自娶妻生子，爨居祖屋，兄弟、姉姓、叔侄等家庭关系如交织缠绕的关系网，形成了体系庞大的复合型家族模式，为不久之后的各家分店号奠定了组织结构和伦理基础。从经济方面，福州开阜之后，顷刻成为东南沿海，乃至全国最重要的土特产集散地之一，外销内销需求量激增，家族产业的利润盆钵满盈；
而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利益划分一旦略有失偏颇，便被放大化，久之家族成员之间易心存芥蒂。技艺传承方面，进入二十世纪，沈氏家族制胎己不复前世的优势，“脱胎”和“薄料”技艺共同构成沈氏家族漆器的核心技术，经过两代共计二十人传延后，各人均不同程度的掌握祖上各项技艺，并不时推陈岀新。
显而易见，沈氏家族的共同利益在漆器产品需求量激增的近代社会初期，依靠架构庞大的家族企业共同面对日趋多元的市场不仅显得势单力薄、孤注一掷，而且笨重异常，稍有差池，损失难计。当家族利益和产业利益形成某种程度的偏离或背离时，冗杂的家庭关系时常因细枝末节的插曲，从而推倒大型工商业家族制度结构瓦解的第一张多米若骨牌。
作为沈绍安第五代嫡长孙的沈正镐,顺理成章的接过沈绍安家族漆坊的正旗。民国时期，福州市场上不仅有沈绍安家族各个店号，其他类似“胜绍安、新绍安、枕绍安"等以“绍安”字号相仿漆坊陆续开张，混淆耳目，外地商家特别是洋商，初期较难识别真伪。于此，沈正镐将店号易做沈绍安正记”，又称“沈绍安镐记沈正镐在祖父晚年时就被当作接班人培养，参与打理老铺生意，深喑漆坊经营现状。“正记”继承祖业，故而其资金积累丰厚，综合实力一直居首。
后因诸漆店层起，优势大不如前。其名气稍逊‘恂记”，继而"兰记"经营有方，龙头地位被取而代之。综论"正记”漆坊概况，详情如下：其一，生产技艺方面；沈正镐正式接手后，便网罗各门类艺人共计三十多人，如雕工、木工、绣工、画工、做胎匠等，众人之中有氛围临时帮工和学徒，并按生产流程所制，分门别类,提高效率，拓宽品类。
十九世纪之末，“正记”厚积而薄发，成为福州漆艺行业的领头羊，“正记”设置的模式已具工厂手工业的规模。沈正镐在技艺上并未对脱胎技法深挖，但与其弟正恂合作创制的薄料彩景工艺，技惊四座，成为沈氏家族五代，乃至现当代福州漆艺最重要的探饰技艺之一。其二，在宣传方面；民国时期，福州漆业竞争空前，沈绍安自诩的“奇货可居”和“愿者上钩”的高姿态，己经不能适应市场的变化。